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 
动和新国际》一书中写道，一个幽灵“注视着我们，我们觉得自已正被它注视着， 
并且是在任何共时性之外，甚至在我们的任何目光之前和之外，按照一种绝对的 
前后关联和不对称性，按照一种绝对不可控制的不对称性注视着我们。”[1] 这 
个隐喻式的幽灵正是马克思。在德里达看来，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到鲍德 
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从賽义德的东方学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从中我们可 
以确切地感受到各种被改装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幽灵般的徘徊。对这个幽灵， 
无论是无情驱赶还是热情拥抱，都是对这位幽灵般“父亲”的一种幽灵般的纠缠 
[2].德里达继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目中的几乎慈父般的 
形象，以及我们用来和其他的理论分支、其它的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方式做斗争 
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 
—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3] 出自一个视文本活动为自由嬉戏、以无情拆解 
和颠覆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已任的解构哲学家之口，这段话意味深长，它至少 
提醒那些“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者应当去修正一下自己主观而武断的结论，看看 
现有状况下仍然活跃的、充满生机的、随机应变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如何发挥它们 
的现实作用。在笔者看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中“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 
这个能指的频频闪现，恰好印证了德里达的这一说法。 

    一生产视角 

    文化研究是目前北美和欧洲人文知识分子最为活跃的知识区域之一。它对阶 
级、性别、身份、传媒、殖民、大众文化等泛社会文本迫切而带有政治性和焦虑 
性的关注使其“现已成为一场运动或网络。”[4] 然而正如理查德。约翰生所说 
“条条大路回归马克思，只不过对马克思的种种占有需要更宽阔的路面而已，” 
[5] 文化研究的这场运动在一些至关重要的理论框架、阐释模式乃至概念、范畴 
上仍然是以不同的形式回归马克思。例如就阐释模式而言，詹姆逊就认为“马克 
思主义阐释学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要更有语义的优先权。”[6] 这一阐释模 
式中的主导符码即“生产模式”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性结构，它使那些“自称 
完整和自给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7] 就文化研究而言， 
其中文化生产理论的基本构架就是以马克思的这一主导符码为原型的。例如，斯 
图亚特。霍尔在大众传媒研究方面的著名的电视编码解码理论就是以马克思的 
“生产模式”结构来构架的。霍尔认为，传统电视传媒符号的生产与接受过程即 
由发送者/ 信息/ 接受者的线性特征，虽然由于仅只关注信息交流的层面而未注 
意到不同时刻的复杂关系结构而受到批判，“然而，通过表现相连而各异的诸多 
环节—生产、流通、分配/ 消费、再生产——生产并维持这个结构，也有可能 
（并且这是有用的）根据这个结构来思考这一过程”。[8] 根据马克思的生产→ 
产品→消费→再生产的模式，霍尔建构了一套编码→成码→解码的电视编码解码 
理论，编码即信息产品的生产，成码即信息产品，解码指电视观众的接受亦即消 
费。霍尔对其理论框架的来源直言不讳地说“借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讲，流通和接 
受在电视传播中实际上就是生产过程的‘环节’，并通过许多歪曲的和结构的‘ 
反馈’再次融入生产过程本身”。[9] 詹姆逊则将生产方式分析引入到对后现代 
文化分析中。他坚持认为，后现代“只有作为我们社会及其整个文化或者说生产 
方式的更深 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 
动和新国际》一书中写道，一个幽灵“注视着我们，我们觉得自已正被它注视着， 
并且是在任何共时性之外，甚至在我们的任何目光之前和之外，按照一种绝对的 
前后关联和不对称性，按照一种绝对不可控制的不对称性注视着我们。”[1] 这 
个隐喻式的幽灵正是马克思。在德里达看来，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到鲍德 
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从賽义德的东方学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从中我们可 
以确切地感受到各种被改装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幽灵般的徘徊。对这个幽灵， 
无论是无情驱赶还是热情拥抱，都是对这位幽灵般“父亲”的一种幽灵般的纠缠 
[2].德里达继续写道“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目中的几乎慈父般的 
形象，以及我们用来和其他的理论分支、其它的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方式做斗争 
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 
—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3] 出自一个视文本活动为自由嬉戏、以无情拆解 
和颠覆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已任的解构哲学家之口，这段话意味深长，它至少 
提醒那些“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者应当去修正一下自己主观而武断的结论，看看 
现有状况下仍然活跃的、充满生机的、随机应变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如何发挥它们 
的现实作用。在笔者看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中“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 
这个能指的频频闪现，恰好印证了德里达的这一说法。 

    一生产视角 

    文化研究是目前北美和欧洲人文知识分子最为活跃的知识区域之一。它对阶 
级、性别、身份、传媒、殖民、大众文化等泛社会文本迫切而带有政治性和焦虑 
性的关注使其“现已成为一场运动或网络。”[4] 然而正如理查德。约翰生所说 
“条条大路回归马克思，只不过对马克思的种种占有需要更宽阔的路面而已，” 
[5] 文化研究的这场运动在一些至关重要的理论框架、阐释模式乃至概念、范畴 
上仍然是以不同的形式回归马克思。例如就阐释模式而言，詹姆逊就认为“马克 
思主义阐释学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要更有语义的优先权。”[6] 这一阐释模 
式中的主导符码即“生产模式”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性结构，它使那些“自称 
完整和自给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7] 就文化研究而言， 
其中文化生产理论的基本构架就是以马克思的这一主导符码为原型的。例如，斯 
图亚特。霍尔在大众传媒研究方面的著名的电视编码解码理论就是以马克思的 
“生产模式”结构来构架的。霍尔认为，传统电视传媒符号的生产与接受过程即 
由发送者/ 信息/ 接受者的线性特征，虽然由于仅只关注信息交流的层面而未注 
意到不同时刻的复杂关系结构而受到批判，“然而，通过表现相连而各异的诸多 
环节—生产、流通、分配/ 消费、再生产——生产并维持这个结构，也有可能 
（并且这是有用的）根据这个结构来思考这一过程”。[8] 根据马克思的生产→ 
产品→消费→再生产的模式，霍尔建构了一套编码→成码→解码的电视编码解码 
理论，编码即信息产品的生产，成码即信息产品，解码指电视观众的接受亦即消 
费。霍尔对其理论框架的来源直言不讳地说“借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讲，流通和接 
受在电视传播中实际上就是生产过程的‘环节’，并通过许多歪曲的和结构的‘ 
反馈’再次融入生产过程本身”。[9] 詹姆逊则将生产方式分析引入到对后现代 
文化分析中。他坚持认为，后现代“只有作为我们社会及其整个文化或者说生产 
方式的更深16] 由于小资产阶级能比那些稳定在一个阶级里面的作家涵盖更丰富、 
更有意义的经验范围，因此，他认为，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狄更斯，其“《艰难时 
世》的‘圣诞精神’和庸俗的生命论明显反映出狄更斯的浪漫主义人文主义具有 
自发的和经验的特点”，[17]而《荒凉山庄》中狄更斯对社会制度的批判，由于 
受有机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将那些制度设施本身的冲突、分裂和矛盾进行了结 
构混合和象征连贯。因此，狄更斯作品的“审美统一性并不是建立在‘有机群体 
’的神话之上，恰恰相反，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自我分裂的历史基础之上”。[18] 

    如果说部分文化研究者因为有可能被贴上“阶级”标签而在阶级分析方法上 
有所犹豫的话，那么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批判则是大多数文化研究者愿意选取的一 
种文化研究视角或方法。正是在这一方面，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与变异表现 
得最为明显。在这一文化活动域中，关涉着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 
义、后殖民主义等许多思潮或流派。 

    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是文化研究难以逾越的 
界限。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第一章开场白中就直接说：“本书将论证对文学 
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作为某种增补的方法，不是作为对 
当今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的、神话批评的、风格的、伦理的、结构 
的方法——的选择性补充，而是作为一切阅读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界。”[19]在 
詹姆逊看来，任何文化文本都积淀着政治无意识，也就是说文化文本（或文学文 
本）是容纳个人政治欲望、阶级话语、文化革命的一个多元空间，意识形态和文 
本叙述是相互构成的。在那些突然中断的叙事痕迹中或被压制与埋没的历史现实 
表象之下，通过文本征象的分析都可以剥离出意识形态的基质。在对巴尔扎克的 
浪漫故事《萨拉辛》的解读中，詹姆逊把萨拉辛对被阉歌手赞比奈拉的迷恋比作 
是巴尔扎克无能想象社会变革与乌托邦未来的一种保守性，阉割的主题则反映了 
巴尔扎克本人所代表的新保守阶级的欲望。 

    作为一种文化理论的后殖民理论，在分析西方对非宗主国特别是受殖民主义 
控制的地区进行知识编码和文化侵略时，也在广泛地运用政治分析和意识形态批 
判的方法。例如，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尖锐地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 
在文化上的表现。他指出：“‘东方’和‘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 
为建构起来，”[20]“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 
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 
此外，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 
比东方先进，这一霸权往往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 
议的可能性。”[21]作为在美国任教的印度学者，斯皮瓦克深刻感受了受制于他 
国国籍特权而受到的“意识形态的迫害”，因此，在抹去殖民化色彩以恢复本民 
族“历史记忆”的进程中如何重新书写自身的文化身份这一问题上，她反对帝国 
主义的种种历史描述和将历史叙事虚构化的“策略”，主张重建真实的历史叙述， 
并致力于建构第三世界自身历史的新叙述逻辑[22]. 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借助后 
殖民理论对香港文化作了尖锐的意识形态批判。他说：“由于殖民主义的迫害和 
统治，……香港，在没有工业革命物质变化的条件下，成为西方文化工业和延伸。 
香港商品化的生命情境，在殖民文化工业的助长下变本加厉地把香港人人性的真 
质、文化的内涵、民族的意识压制、垄断、以至于落入拜物教情境中，可以说是  人性双重的歪曲。”[23]美国学者周蕾则对贝尔纳托。贝特鲁奇导演的《末代皇 
帝》进行了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她指出，“国 
际文化银幕把汉学家的‘凝视’和中国的‘形象’缝合在一起，而西方化的中国 
主体/ 读者正沦陷于汉学家的‘凝视’和中国的‘形象’之间。在凝视和形象之 
间，以各种机制来表述‘自己’的历史的中国观众的经验很轻易地被抹煞了。” 
[24]因此，“中国是西方的‘他者’、女性化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乌托邦和情 
欲主义出于各种批评目的而进行游戏。”[25] 

    女权主义的文化理论是在对性政治的清算中建立起来的，因此，其政治原则 
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挪威学者托里。莫依在《性与文本的政 
治》中论述了这一特点，她说：“女权主义批评家同其他激进的批评家相似，均 
可被视为一切主要关照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斗争的产物；她们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是 
试图将如此普遍的政治行动扩展到文化领域。[26]法国女权主义作家、理论家埃 
莱娜。西苏在《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英国女权主义者米歇尔。巴勒特在 
《当今妇女所受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权分析的问题》，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莱 
恩。肖瓦尔特在《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自治与同化 
》中都对男性文本或话语中潜在的男性霸权意识和性政治秩序进行了意识形态分 
析和批判。在《性政治》一书的”第三部“中，凯特。米利特通过对D.H.劳伦斯、 
亨利。米勒、诺曼。梅勒和让。热内等作家作品的解读，揭示了强权和支配观念 
在当代文学中描写性行为时所发挥的任用，并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暴露了性问 
题的政治内涵。她借热内的口这样说道：”性是我们面临的一切问题的核心，除 
非我们消灭了我们压迫制度中这一最卑劣的形式，除非我们深入性政治的核心， 
并弄清楚权力和暴力的病态谵妄的根源，否则，我们争取解放的一切努力都只会 
使我们重新陷入原先的焦虑之中。“[27] 

    三历史维度 

    历史作为人类本体存在的时间维度是任何哲学思考和文化研究都难以回避的 
问题。人类总是在思考自身生存意义的过程中通过一种总体叙事的方法，去营构 
文化的整体意义和历史连续性，文化对历史运转模式的这种总体营构特征使得历 
史意识成为文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维度。正是由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深 
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历史意识才使得它的学说显示出难以抗拒的威力。当代西方 
文化研究逐渐告别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而恢复到对社会历史情境的重新认识，在 
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意识的回归。 

    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意识的回归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福 
克斯- 杰诺韦塞在《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一文解释说，这是由于“近 
年来，形形色色的后结构主义批评愈演愈烈，泛溢成灾的状况日益引起人们的注 
意。文学批评家们在厌倦之余又重新发现了历史。”[28]实际上，从本世纪二十 
年代以来，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文化思潮一脉相承，它们注重形式和 
结构而脱离社会历史语境所形成的偏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因为脱离历史维 
度的纯粹共时性研究是缺乏生命力的。这一点就连以大谈形式和结构著称的罗兰。 
巴特也来得不承认说“历史批评不为形式主义的幽灵所吓倒，因此也有可能不那 
么枯燥乏味；应该认识到对形式的特殊研究与必要的总体性和历史原则并不构成 
任何矛盾。相反，一个体系越是明确地限定它的形式，它就越经得起历史批评的 
检验。用一句名言说，一点点形式主义使人离开历史，但许多形式主义又把他带 
回历史中去。”[29]在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中，重新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 
在历史语境中去寻找文化的基本形式和结构，在近年来流行的新历史主义的“文 
化诗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以格林布拉特为首的美国新历史主义强调将历史意识的恢复作为文化研究和 
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强调在历史意识情境中去解读文化文本或文化语码 
的现实意义，历史视野和文化审视使这一流派成为一种新的历史——文化诗学。 
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中通过对莫尔、廷德 
尔、魏阿特、斯宾塞、马洛、莎士比亚等六位文艺复兴作家的个人化研究，揭示 
了这些作家在表达观念、感情以及自身欲求时所涉及到的社会约束、文化成规、 
自我的塑造过程及其表达方式，并剖析了“历史中的文本”和“文本中的历史” 
里权力运作的复杂机制。英国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乔纳森。多利莫尔在《政治的 
莎士比亚》中强调莎士比亚的研究并不是纯文学的研究，也不是纯历史的戏剧研 
究，他想通过剧作发现一种深邃的历史视角和理论介入的方法，一种政治话语的 
参与意识，[30]并呼吁学者结合历史背景、作品分析与政治参与去解释文化文本 
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但正如美国新历史主义者海登。怀特指出的那样，“新 
历史主义者之所以转向历史，不是为了寻找他们所研究的那种文学材料，而是为 
了获得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所能提供的那种知识。” [31] 对典范的文化（或 
文学）文本得以最初形成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重新思考，对特定历史时空中 
占优势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及其它符码进行破解、修正和削弱，使得新历 
史主义对历史记载中零散插曲、轶闻趣事和偶然事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使 
得新历史主义的研究策略表现出明显的边缘性特征，也使得新历史主义在一定程 
度上回避了特定历史情境中经济活动对文化表现形式是否具有支配性这一重要问 
题，从而部分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四余论 

    本文仅就生产视角、阶级分析与意识形态批判和历史维度三个方面简单探讨 
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回归和复兴。实际上马克思对 
形式的探讨和对逻辑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论述、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与文化 
特征的分析等，都对当代的文化研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正如特里。伊格尔顿 
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仅仅作为我们的 
历史无意识的一部分而存在下去，肯定是不够的，因为资本显然不能解决自身给 
人类带来的痛苦，而它早期的解放承诺早已耗竭。……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这一更 
为宏大的工程（指社会主义）中所能起到的具体作用是不能预设的，……它是不 
仅很难一笔勾销、而且肯定要在未来的任何变革中发挥作用的一种智慧、洞见和 
富有想象力的构想。”[32]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这种回归中，马 
克思主义的智慧和洞见还并未被文化研究者所进一步深刻认识和领悟，回归中也 
伴随背离和变异，如鲍德里亚的“符号交换”、新历史主义对经济支配原则的回 
避、女权主义以性革命取代社会变革的偏颇以及后现代文化理论注重对话语、新 
技术和新文化形式的分析而忽视从社会经济系统来理解当代各种文化思潮等等。 
这种背离和变异所产生的现实语境及其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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